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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一段关于知识霸权的辛酸往事

文章来源:未知 2018-07-20 18:03

  在杭州上“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课,得空跟一批媒体同行看了《我不是药神》。

  电影的蓝本是“陆勇事件”,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讲的是一个名叫陆勇的中年人为在中国的白血病病友走私印度“仿制药”后,遭到法院指控的故事。

  电影的背景是,作为白血病特效药原研药“格列卫”价格达到四万元人民币,中国大多数白血病患者无力承担。从印度“走私”的仿制药,陆勇只卖200元,价格是原研药的百分之一。

  于法律于商业,是违法的,是不合理的,于社会与道德,却又是正义的、善良的。冲突由是产生。

  在这部电影中,社会道德体现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以及贫富差距形成的鸿沟,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那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堪称经典;法律的局限与超越、商业的原罪、冷酷及血腥让每一个观众无不纠结。

  同去的朋友中,恰好有一些当年跟踪报道过这一事件的记者。他们的评价是:与真实事件有出入,但不乏真诚,已经很难得了。韩寒在社交媒体上评价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网上的评价均偏正面,有网友评价,这是一部真诚的电影,故事真诚,作者真诚,制作真诚。

  说到“格列卫”仿制药的本身,其实是一个关于知识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从企业运行看,知识产权是企业创新的基础;从国家经济运行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

  微软打盗版的故事,在消费者、政府机构、媒体人那里,被视为一次西方知识霸权的典型事件。

  微软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消费者的电脑里面装的都是盗版软件;电脑出厂的时候也是不预装作何软件的,包括那时候的大牌厂商,比如联想、方正、TCL等,那时候有个词很流行,叫“裸奔”,就是不预装任何软件的电脑,消费者买回家,再自己装盗版。

  一套正版Office软件个人版,或者一套正版widows操作系统个人版的价格差不多在300美元至500美元之间。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这差不多是去中关村DIY一台台式电脑的价格。盗版软件大大降低了中国用户使用电脑的成本,至2000年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脑市场。现在则早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电脑市场。

  电脑的普及,催生了中国信息普及的发展,更是直接促进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繁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最复杂,也是最佳的互联网应用与服务的试验场,阿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全球互联网人口最多、市场层级、消费者水平最复杂的大国。

  我一直跟踪中国IT、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当年我们私下开玩笑,如果坚决打击盗版:中国互联网人口会下降一半,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会延迟三到五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可能会跟其他互联网“小国”一样,可能被美国公司“殖民化”,成为雅虎、谷歌的天下。

  微软很受伤,未能从全球最大的PC市场赚到钱,微软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比尔·盖茨先后十余次访华,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与政府、中国厂商合作打击盗版软件,让中国的电脑不再“裸奔”。微软公司也很强势,美国参众两院的游说团体极力支持微软,游说政府。

  这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弹,有几次比尔.盖茨访华的行程中,都有中国消费者出现在现场,反对微软霸权;政府则制定了一份采购目录清单,全面支持国产软件;亚都事件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微软中国去盛大打盗版,陈天桥到北京秘密约见媒体,称微软太霸道,要跟微软干到底;微软中国CEO的位置成为一个行业共知的火山口,没人可以呆过18个月,从吴士宏、高群耀、直到后来的唐骏。

  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唐骏与陈天桥不打不相识,后来加盟盛大出任CEO。当时媒体小圈子私下评价:微软中国CEO也觉得微软不地道,于是离职去了盛大,与陈天桥把酒言欢。

  比尔.盖茨说了一句话,“让中国人去偷吧,他们终会付出代价”,激怒了很多中国人。

  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借势,写了一本书,即《挑战微软》,号召中国人反对微软霸权,一时洛阳纸贵。

  微软与中国市场最终还是和解了,微软与中国市场和解的背景是中国加入WTO。

  唐骏离任之后,长袖善舞,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陈永正出任微软大中华区CEO。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陈永正换了一种方式推进微软在中国的反盗版大业:与本土企业合作,参股创智、上海宝信、浙大网新、东软、华信、中软、浪潮等本土软件企业,在业务上与这些软件公司合作,比如给外包业务订单。这些公司都是当地软件龙头企业,有些属于地方国资委参股、控股企业。

  在各省建立软件创新中心,微软提供培训及技术支持,帮助地方软件创新及创业,微软投钱投人投资源。

  微软的努力终于换来收割中国市场的机会。2006年4月,国家领导人出访,率联想集团、方正、同方、TCL高管齐聚比尔盖茨家中,与微软达成正版软件采购协议:联想集团的采购金额为12.5亿美元,方正科技的采购金额达2.5亿美元,同方的采购金额为1.2亿美元,TCL电脑的采购金额为6000万美元,总计接近17亿美元。电脑“裸奔”时代结束。

  2007年5月10日,联想集团宣布当年将采购13亿美元微软正版软件。过去十多年,联想对微软的正版软件采购以百亿美元计。

  在另一条战线上,政府推动正版软件采购,先政府机构,后央企,再一般企业。微软在中国市场的收入直线上升。

  微软赚钱了,赚得盆满钵满,比尔.盖茨胜利了,高兴了,不再愤怒。作为回报,微软将全球的研发、运营、业务资源向中国倾斜。

  中国曾经努力发展国产软件,政府甚至一度采购支持国产软件采购,一个典型的案例永中office。永中office基于开源的Linux系统开发,产品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即基于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问题。

  中科院院士倪光南曾经的助理梁宁后来回忆说: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也打不开别人给你的文件,这是要命的事!除了文档格式外,软件体验也非常差。2003年,时任北京市科委副主会俞兹声推出了“启航计划”:召集中国的所有Office高手、还邀请了韩国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术人员,中日韩三国高手一起破解微软的文档格式,以期能读能存。

  上述种种努力,由于缺乏应用场景地的支持,投入太低,中国软件产业的努力付诸东流。永中于2008年破产清算。

  中国软件行业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产芯片与国产操作系统项目的大溃败:无论操作系统、还是芯片,都需要应用软件的支持,而Office软件是电脑系统中的核心应用软件,此外还包括播放器、浏览器等。

  1999年,方舟创始人李德磊找到倪光南,计划开发国产芯片。倪光南本人一直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和芯片而耿耿于怀。倪光南看到这里磨练了一支做CPU的完整技术队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于是,倪光南帮方舟找钱、找政府、找方舟需要的一切资源。

  全程参与此事的梁宁后来评论说,CPU最难的不是开发,不是写不出intel那样的设计,而是打不起官司,专利保护是intel的核心竞争力之一,intel长期大规模的专业律师团队,几乎把x86体系相关的专利全注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倪光南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RISC结构,做嵌入式,绕开x86体系。2001年,方舟1号横空出世。

  方舟开局辉煌,结局却很惨淡:由于缺少应用软件与操作系统的支持,方舟无疾而终,李德磊不知去向。

  在操作系统方面,红旗操作系统是当时政府极力支持的国产操作系统,与方舟类似,也因为缺少应用与生态的支持最终失败。

  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其中的芯是指芯片,魂则是指操作系统。

  前一段时间,因为中兴事件,梁宁写了一篇长文《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回顾中国芯片及软件产业的艰难历史。18年过去了,缺芯少魂这一局面仍未改观。中国IT产业缺芯少魂,美国知识霸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方兴东后来说:知识产权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力量一起,形成了全球霸权,知识产权成为知识霸权。

  简单地说:知识霸权是指在一个或者数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影响下,由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或者国内立法所确立的、超出正当性界限的知识产权及其权能,也就是通过法律规则形式确认的不具有正当性的知识产权内容。问题是,何为正当?法律上从来没有边界。

  知识霸权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知识地位”的两极分化和发达国家企业追求最大收益。从知识地位的两极分化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跨入了信息社会的门槛,而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

  从经济利益的驱动来看,少数国家为了加强对国际经济贸易市场的控制和支配,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刻意“制造”知识霸权。发达国家里,存在着一支强大的院外游说力量,宣称所有的知识产权都是对商业有益的,使公众受益最大,也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

  于是,具备知识优势的发达国家获得制定全球性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游戏规则的控制权,他们故意扩张和混淆知识产权的应有内涵,知识霸权便在国际社会产生了。

  就像微软、英特尔一样,从商业上说,从法律上说,微软、英特尔件没有错,但从情理上说,微软就全对吗?政治正确,商业正确,就可以辗压一切吗?

  《我不是药神》电影结尾,程勇入狱,有一个“十里长街相送”的镜头,很感人,但对于反抗知识霸权却又无用。

  (作者简介:iBroadcast是侯继勇的个人账号,侯继勇系风云资本创始合伙人,主导投资了网易味央猪、瓜子二手车、青普旅游、品玩网、掌柜攻略等众多项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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